催眠的神经科学：催眠的神经影像（脑扫描）研究

对催眠的脑成像研究尤其有价值，因为它们可以回避许多催眠研究中常见的“要求特征”问题（demand characteristics，也有译为“需求特征”、“需要特征”，指实验中的参与者都努力成为“好的参与者”，并希望实验成功）。过去，研究人员为了确认建议的有效性，不得不依赖参与者的主观报告，而神经影像技术却可以让人直观地看到建议是如何影响大脑功能的。类似其它催眠研究，催眠的神经影像研究也可分为“辅助类”和 “本质类”（Reyher, 1962; Barnier, 2003;Oakley, 2006）。辅助类研究使用催眠或建议作为研究工具来调查特定对象；而本质类研究则更多关注催眠时大脑有哪些特别之处。（下表中，本质类研究与辅助类研究之间的区别有时不是很明显，但这种区别是一个有用的启发）

在向范围更广的观众展示催眠效果方面，大脑影像研究的作用怎么说都不为过。它们在这个方面尤其有用：证实催眠受试真诚地感觉到建议是有效的—受试不（总是）假装或试图取悦实验者。

催眠神经科学研究

催眠的神经影像研究

神经影像研究的不同设计可能对试验结果的解释产生戏剧性的影响。在进行催眠的脑成像研究时，主要有三种方法。

未受控制的放松测量

第一种方法，在清醒状态下，参与者放松时，测量他们的大脑活动；然后催眠这些参与者，进入催眠后，在他们放松时，测量大脑活动。这两种情况下的差异被认为是大脑在催眠状态下的标示。

该方法的优点是逻辑简单，易于操作。然而，目前仍不清楚这两个条件是否平衡。这种方法中的实验控制是薄弱的，因为参与者在每个条件下的思维（他们在想什么）并没有严格控制或没有测量。这个方法得出的结果可能并不是测量催眠，有可能是测量其它未控制变量之间的差异。

McGeown et al (2009) 利用fMRI，分别在清醒状态和催眠状态下，扫描了高催眠易感性和低催眠易感性受试在放松时的大脑。其中，高催眠易感性参与者在催眠状态下，左侧额内回（left medial frontal gyrus）的活动明显减少。这个区域是“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一组在放松/休息状态下活跃的大脑区域。

图McGeown等人2009年神经影像研究结果。蓝色为高催眠易感性参与者在催眠时，处于休息状态下，降低活跃的区域；红色为低催眠易感性参与者在催眠时，处于休息状态下，降低活跃的区域。黄色表示显著的组间差异（直接比较时，高催眠易感性组比低催眠易感性组失活更多）

利用建议来控制

第二种方法增加了一层实验控制。在测量大脑活动时，参与者不是简单地放松，而是执行一项任务（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向他们给出一个催眠建议）。

这种设计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思维的内容”。每个参与者对建议的响应表现（即他们对效果的感受有多强烈）也可以被测量，因此与表现相关的差异可以被移除。

利用任务来控制

第三种方法比较了清醒与催眠下的大脑活动，参与者在每种状态下执行相同的任务（与方法二中的任务建议不同），与方法二类似，任务同样用来控制“思维的内容”。

Egner, Jamieson & Gruzelier (2005) 的实验就使用了这种设计。他们分别测量了高催眠易感性和低催眠易感性参与者在执行斯特鲁普任务（stroop task）时的大脑活动。执行斯特鲁普任务需要参与者抑制自动反应，这个任务通常与大脑的前扣带皮层（anterior cingulated cortex）有关，这个大脑区域被认为参与“冲突监控”（conflict monitoring）。Egner等人发现：催眠状态下，低催眠易感性参与者，该区域的活动减少；高催眠易感性参与者，该区域的活动增加。他们将这些结果解释为高催眠易感性与低催眠易感性的执行控制过程不同，并认为，对于高催眠易感性人群而言，在催眠之后执行功能受损。此外，他们认为这些结果并不支持观点（“催眠是一种高度注意力集中的状态”）。

图Egner等人2005年神经影像研究结果 （A）前扣带皮层区域表现出与冲突相关的活动；（B）在基准意识状态下和催眠条件下从感兴趣的区域提取的冲突相关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