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眠易感性

如何定义“催眠易感性”（Hypnotizability）触及了催眠本质的核心。我们定义催眠易感性的方式影响着临床中催眠的使用和研究中催眠的实验。Kirsch及其同事于2006年的BSCAH会议上发表了一篇论文（consensus paper by Kirsch and colleagues），概述了催眠易感性的两种不同定义，分别是：

2014年美国心理学协会（APA）对催眠的定义就采用了广义的“催眠易感性”：

催眠期间的个体体验能力，即体验到被建议的各类改变（生理、感觉、情绪、思绪或行为）（APA, 2014）

美国心理学协会的这个定义属政治博弈决定，部分基于对会员的调查（包含有临床医师和学界研究人员）。我的个人观点是：从研究的角度来看，狭义的定义更符合逻辑，因为它明确说明了个体做了什么。广义的定义对个体被催眠做了个假设：基本上，如果他们响应了建议，那就说他们被催眠了。

关于催眠易感性定义的争论

关于如何定义催眠易感性，出现了两极化的争论：

如果我们接受基尔希（Kirsch）和布拉夫曼（Braffman）方法（狭义）的合理化理由，这意味着“催眠效果”疑问将围绕“对于程序中‘催眠’这个词使用与否在随后人们响应建议上的差异”。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情境问题…这种狭窄定义的不足在于它们耗尽了科学的相关性（Barnier & Nash, 2008, pp 9-10）

Milling and colleagues (2010)注意到“催眠易感性作为催眠引导后建议性的改变”这个概念已经被一些研究者称为“全新的”（比如：Hutchinson-Philips et al, 2007）。然而，Kirsch, Mazzoni, & Montgommery (2007)指出，这不过可能是源自Clark Hull关于建议性最初的定义方式：

催眠的本质存在于建议性的改变（Hull, 1933, pp.391）